4月2日晚7点15分，陪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峰会的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就峰会有关问题向中外媒体吹风。陈德铭表示，G20伦敦峰会刚刚落下帷幕，不仅对稳定金融市场和加快金融体系改革达成了一致，也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表示了非常鲜明的立场，并且提出了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陈德铭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务实的成果。会议就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加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了共识，提出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表明了鲜明立场。
陈德铭说，当前，我们需要经济刺激计划，共克时艰，恢复经济。在各国为经济复苏而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特别警惕保护主义，不能让保护主义抵销我们的努力，让经济刺激计划付诸东流。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为此，陈德铭提出四点呼吁：
第一，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近期到二0一0年底不出台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政策措施。对WTO规则允许的保护措施，各国也应谨慎使用，不要滥用，不要损害全球人民的信心。
第二，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严肃性。WTO成员应遵循WTO规则，审慎出台相关的措施。支持WTO加强对各成员新出台的贸易措施进行审议和监督，遏制保护主义的蔓延。
第三，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已持续了七年，在诸多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应遵循三个原则：尊重发展议程的谈判授权；锁定既有成果；避免重开谈判，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第四，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将自觉抵制保护主义，反对其他国家实施不合理的保护措施，中方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反对保护主义。
在回答中国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立场的问题时，陈德铭表示，多哈回合谈判对推进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七年来，谈判达成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共识，对全球经济增长应产生重要的激励作用。
某些国家，尤其是政府刚完成更迭的大国需要对多哈回合谈判达成的成果进行审议和评估，但中方希望他们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今年，在G八＋五对话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也许还将继续就推进多哈回合进行政治推动，这有利于多哈回合谈判，但不能替代多哈回合。当前，重要的是主要大国应表现出灵活性，积极推进谈判进程。只要各国共同努力，中方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是乐观的。
陈德铭：谈国内外贸易几个认识问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和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和衰退的趋势更加明显，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政策，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和“一揽子”应对计划。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温家宝同志也指出，“我们强调扩大内需，绝不能放松出口”；“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这是保增长、保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调结构、增效益的重要条件”。因此，充分认识国内、国际贸易及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成为当前应对危机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有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三个关系，即贸易与增长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一、贸易与增长的关系
当前全国各地保增长的任务很重。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我国实践来看，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进地区起飞的必由之路。但是，按照我国现有核算国民经济的支出法计算，会得出贸易尤其是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很小甚至可能为负的结论，这明显低估了贸易的功能和作用。
贸易的历史演变与一般作用。贸易活动很古老，自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贸易)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贸易形式不断高级化，从物物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发展到贸易产业独立的交换，从易货贸易、集市贸易到期货贸易、电子贸易，从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环节，连接着生产和消费，通过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因此，贸易具有价值实现功能，代表了市场最终的需求。市场经济以销定产，即消费决定贸易，贸易决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贸易导向型经济。扩大市场、争夺市场、占领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上是完全一致的，其根本区别在于国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货币、税收及管理等之间的矛盾。据学者的研究报告，美国–加拿大虽然是自贸区，但两国间贸易相当于国内贸易征收了40%以上的关税。总之，贸易活动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人类向高级文明演进。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革新制度，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17世纪上半叶荷兰成为贸易中心，同时也是经济最强的国家。其后贸易中心转移到英国，然后是美国等。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所以，贸易尤其是外贸，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贸易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日、德经济也曾相对落后，日本二战后把“贸易立国”作为国策；德国人口只有我国的1/15，但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人均贸易额是我国的17倍。东亚“四小龙”、“五小虎”的腾飞，都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贸易尤其是外贸的贡献功不可没。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归纳起来看，后进国家要走向发达之途，都要通过扩大开放和利用国际市场。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低估。我国及国际上多数国家目前用支出法来衡量外贸对GDP的贡献，即用净出口与投资、消费并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而不是用出口总额或外贸总额来衡量经济增长。该方法存在的缺陷是，只有在顺差上升或逆差减少时，外贸对GDP的贡献才能为正。比如，2003年我国出口增长高达创纪录的35%，但外贸对GDP的贡献却为-2.6%。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出口连续数月大幅下跌，但由于顺差扩大，其对GDP的贡献反而加大。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由于进出口是平衡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零，这种结论与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背离。因此，或者需要一种比GDP更完整的方法来反映经济的增长，或者需要修正该计算方法的缺陷，使其更准确地反映贸易的功能与作用。
二、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传统的内需概念，可分为投资与消费两个部分。投资既表现为在生产形式上对生产资料的消耗，又表现为在贸易形式上销售或进口的扩大，还表现为在收入分配上对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部分工资再转化为消费，故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也为我们长期以来所熟悉和使用。然而，由于投资中信贷的放大作用和产能的不断扩张，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以至于在一个高潮之后，不得不采取从严的政策加以宏观调控。
内需中的消费指国内最终消费品(含进口商品)价值的实现，在内贸上通常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少，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传统文化中的节俭意识浓厚，目前国内储蓄率在50%左右，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储蓄率快速增长是在2002年以后，其特点是居民储蓄率平稳增长，企业储蓄率明显上升，因此储蓄率增长并不反映居民购买力增加。据2008年统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该增量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35.3%和15.1%。1997–2007年，就各项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而言，企业从13%上升到22.5%，政府部门仅上升两个百分点，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较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滞后和企业成本、利润的扭曲。
外需可广义地诠释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通过外贸出口的方式实现价值，统计上表现为外贸出口总额。总体上看，我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所以扩大消费是关键。
内需与外需应协调发展。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外贸对小国的作用大于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作用大于成熟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大于发达国家。同时，内需与外需是互相密切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内需可以相应增加进口，维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而为稳定出口奠定基础；内需的扩大也会增强外需优势，因为内需增加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并提高我国产业的国内竞争力，从而相应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我国国际市场份额高的纺织、轻工、家电等产品，都是在经过国内充分竞争后再走向国际市场的。另一方面，通过稳定外需可以稳定国内就业和劳动者收入，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增强货币支付能力，同时也增加投资机会。比如，近6年既是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我国消费与投资增速较高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研究，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内需，比如1998、1999年我国出口年均仅增长3.3%，消费与投资年均仅分别增长6.8%和7.7%，都是多年来的低点。当前沿海地区出口下降，消费与投资也跟着下滑。国际上也是如此，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因为外需下降，遂波及内需及整个经济回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我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可持续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积极扩大内需问题。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是内贸工作要长期坚持的方针。我国仍处在并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现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是理性的，也是对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正确反应。要提高消费的比重，需要调整国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需要加大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也需要加强对城乡流通服务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多少减税和增投换来多少消费的增加，还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增加投入与促进消费之间的边际关系，即每增加单位投入带来的消费增加是递减还是递增，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商务系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把流通领域的工作做细做实，即使在现有社会保障条件和消费文化环境下，通过完善农村流通网络、加强城镇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妥善解决好有钱不敢花、有钱不便花的问题，消费需求仍可以得到增加。
关于外贸依存度问题。国际上习惯把外贸与GDP的比值称作外贸依存度。1980–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上升到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发展中国家82%的水平；2008年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其实，外贸“依存”度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更不等于风险度，国际组织从来没有把该比值与风险挂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但没人认为前者比后者风险大。从理论上说，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也存在争议，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贸额是交易值，经济内涵不相对应。如果为了把外贸与内贸做一个对比分析，也可据此设一个“内贸依存度”，把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与GDP作比值，2007年我国该数值高达124%，是同期外贸依存度的两倍，2008年的数值倍数还更高。如果考虑到我国近一半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形式，以及汇率、购买力平价等不可比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则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以外促内”带动扩大内需。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在全球虽列100位之后，但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给国内消费市场带来巨大潜力。同时，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仅靠自身循环是十分缓慢和有限的，尤其是扩大消费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实现，因此充分就业在我国就显得尤为紧迫。纵观世界66亿人口，除我国外仍有53亿人口的大市场，并且其中四成多人口的人均GDP和购买力远超过我国。世界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遇到挫折，但其大趋势不会改变，国际贸易仍将在总体上快于世界经济增长。我们要顺应这一潮流，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世界经济大国都曾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英国、美国都曾占25%以上，德国、日本也曾占10%以上。中国作为比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还多4亿的大国，现在货物贸易不到世界的9%，服务贸易不到世界的4%。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即使逐步升至世界的15%–20%左右，也是完全正常的。当前，国际市场的萎缩给稳定外需带来了巨大困难，也蕴藏着极大机会。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原因正在失去或退出一部分市场，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也增加了新的市场，此时我们如能及时因势利导，加快“走出去”步伐，用“走出去”带动我国产品尤其是机电设备出口，完全可以为长远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一个坚实基础，近期拉动就业和内需的效果也将十分明显。
三、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保护措施，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产业回归”、“再工业化”、“买国货、雇国人”等观点。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与贸易地位上升，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我们要推动自由贸易，积极维护多边规则，争取率先走出危机的困扰。
自由贸易符合世界人民的福祉。自由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和促进竞争，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那些经济活动高效的国家，往往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1944年世界各国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倡导组建国际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正式生效。此后，经过GATT的八轮谈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并成立了世贸组织(WTO)。60多年来，世贸组织(含其前身GATT)成员从23个增加到153个，形成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有力地维护了自由贸易秩序，多数国家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获得较快发展。这些贸易规则也有利于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避免世界重走上世纪30年代竞相保护、恶性循环的老路。自由贸易总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我国对外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多边贸易体系下自由贸易成功的一个佐证。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织在一起。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既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存在纯粹的保护贸易，而是二者在规则下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与结合。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衡量自由与保护的尺度。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尽管社会财富在增加，经济总体在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依然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的产能过剩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找到了饭碗，另一部分人丢失了饭碗，“反全球化”声音甚嚣尘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利益维护的客观需要，对政府意味着税收和稳定，对企业意味着生存和利润，对工人意味着就业和饭碗。贸易政策反映了特定阶段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提倡自由或实行保护，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然而，毕竟开放与贸易比闭关锁国有利，过度的保护必然招致对方国家的反制，于是经过长期争斗与磨合，达成了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妥协，并用规则加以固定成律。
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贸易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两个概念，世贸组织允许各国合理保护自身利益，其规则中存在例外、幼稚产业保护、贸易救济、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保护条例。但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于正当的贸易保护，是对多边贸易规则中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也容易招致对方的报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拯救不了本国经济。比如，印度今年1月禁止进口中国玩具，引起其国内玩具价格上涨30%以上，有的地方玩具脱销，消费者普遍抱怨，不得不又对进口禁令作出修订。美国上世纪30年代全面提高关税，遭到其他国家报复，美国自己的出口也因此下降70%。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各国要共克时艰，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即使是合理的贸易保护也应十分慎用。
积极推动多边规则下的自由贸易。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仍将为解决就业、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而推动出口较快发展，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我国初级阶段特点所决定的。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更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为此，我们要积极支持自由贸易，维护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推动多哈谈判早日取得成功，为困境中的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亮色。同时，我们要始终秉持开放的心态，促进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妥善处理经贸纠纷，以对外开放带动扩大内需，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研究中心
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