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危机中，假如各国能够作出足够努力，危机和暂时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未尝没有可能成为推动“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机。中国要为最糟糕的可能性作出准备，更要尽力争取最优结局。
中国需要积极转换思维，不要将自己当做贸易伙伴保护措施的候补受害者，而是要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为自己的产业争取公平待遇。
经济萧条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惨惨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触发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
时隔79年，华尔街巨头再次将全世界拖进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世界是否会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覆辙？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各地、特别是某些西方经济大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态已经令人感到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兴起的瑟瑟寒意。
“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卢卡蔓延到了米兰等意大利大城市，意大利农业部长卢卡·扎亚也为之摇旗呐喊，“我们主张维系传统，为我们的文化保驾护航”，“我只吃老家维纳图的菜，我甚至拒吃菠萝”——诸如此类的言辞正从扎亚口中流出，传向意大利四面八方；俄罗斯提高了汽车进口关税；继提高部分种类豆油进口关税之后，印度又于近日没有任何理由地宣布限制进口中国玩具?
潜在影响最大者当属头号经济霸权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态：美国各地政府机构销售的“中国制造”纪念品和国旗已被指为“不爱美国”之举；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设立“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要求这项议案计划的900亿美元基建投资受益项目不得使用美国之外生产的钢铁材料；参议院审议的文本甚至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均需使用美国设备和商品，虽然在全世界激起了强烈的抨击浪潮，经济刺激法案的最终文本仍然包含了这项条款。
这种保护主义风潮还在向资本和人员跨国流动领域蔓延，一些国家的对外投资已被指为造成本国就业机会流失而遭到更猛烈的质疑，“裁员滚滚”风潮中先拿外籍员工开刀正成为一些美国企业显示爱国姿态的手段，美国的部分参议员正积极主张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雇美国人”(Hire American)条款；要求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受益行业和企业只能雇用本国人的游行示威已经从英格兰蔓延到整个英伦三岛?
环顾世界，相信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还将继续发展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
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冲击之下，中国如何应对？
毫无疑问，正如昔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前车之鉴所揭示的那样，全面的保护主义贸易战必将推动全世界堕入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这是中国所必须竭力避免的结局。
作为世界第二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高估已经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规模，从而采取过度激烈的应对措施。由于数十年来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少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消失，除非各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发生戏剧性逆转，否则这就是任何“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且，与无差异地全面提高关税壁垒不同，“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并不能适用于所有进口品，只能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这样一来就大大限制了该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出口国的杀伤力，何况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推进本国先进产业发展本来就是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所珍视的权利。
中国需要警惕的是将这项条款推广到仅有部分属于政府资助的项目，从而成倍放大其杀伤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保护范畴。
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中国在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的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中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抨击和遏制不能与维护本国市场正常秩序的努力混淆、冲突，因为我们警惕和防范的对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那种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当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因为经济危机也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项工具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
即使在美国这个一向忌讳“产业发展政策”之类词汇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大本营，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对新能源、IT等行业提供大规模财政投入，美国几乎所有制造业也都在极力开展游说力图从经济刺激计划的资助中分一杯羹，依靠美国政府的财力支持，美国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倾销的能力可望大大增强。
而中国经过十多年实践，“市场换技术”策略总体上已经基本失败，至少在很多领域已经彻底失败，为了给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为了给中国国民创造尽可能多的体面就业机会，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路，中国近年也正在汲取改革以来自主先进制造业在许多方面不进反退的教训，努力加大力度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
此次的经济金融危机也被视为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加快摆脱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良机，发达国家进攻性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与中国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和意图矛盾将趋向加剧，这些倾销的外国产业撞上中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公平贸易局枪口的几率也将随之上升。
对此，中国需要积极转换思维，不要仅仅是将自己当作被动的贸易伙伴保护措施候补受害者，而是要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为自己的产业争取公平待遇。比如，立刻开始分析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刺激计划中产业发展政策内容是否构成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违规补贴，并在这两年适度增加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工具，为国内产业(特别是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多哈回合开幕前发布的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年报便提醒各成员方，尽管过去50年内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推进了贸易自由化，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农业和纺织品部门尤其严重，而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历史教训已经证明，国际经贸利益分配失衡潜藏着导致全球化进程全面逆转、南北双方两败俱伤的可能性。
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正日益痛切，现行国际经贸规则日益构成制约中国实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争取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应再次成为中国的长期目标，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力也是一个真正经济强国的标志。不可避免地，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
假如说在繁荣时期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既得利益群体似乎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恰恰从某些方面表明他们此前对待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某些行为是不合理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争取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阻力，中国不应浪费这个机遇。
中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尤其是对少数几个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高度敏感，再次表明中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中国需要有秩序地对此开展调整，相信危机也会增强国内各方调整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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