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养蚕时，在浙江长兴县农村不乏妇女在桑田、蚕室内忙碌的身影。但这派景象，已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火热截然不同。传承数千年的传统蚕桑产业，因为价格、劳动力成本、场地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逐年衰退的趋势，“湖地遍蚕桑”的辉煌已然不再。
养蚕40年不愿再当养蚕人
立夏之后，早晨4点天空就蒙蒙亮了。和平镇长城村徐家土斗自然村65岁的农妇张解英，和老伴早早起床洗漱，用扁担挑起竹筐，到自家的桑树地摘新鲜的桑叶，现在蚕宝宝已生长为大蚕，每天要吃3餐，需要更多的桑叶。
从嫁到徐家土斗自然村的那年算起，张解英养蚕已经40多年了，现在村上和她一样还从事这项传统养殖业的人已不多。张解英说，今年她只养了一张春蚕，而10年之前，她和老伴两个人最多养过4张半春蚕。
张解英说，蚕茧价格不高是养蚕越养越少的主要原因。“技术好的人家，一张蚕种可以产一担(100斤)蚕茧，但是这几年蚕茧的价格越来越低，去年甚至只有1660元/担，根本就没赚上钱。”甚至不少农户觉得卖茧不合算，干脆留着自家拉丝绵。
如今在农村，劳动力价格并不低，就拿在蔬菜基地打工来算，女工50元/天，男工70元/天。而春蚕养殖需要30天的时间，以此推算劳动力成本至少要1500元，再加上购买蚕种、药物等100元农资成本，养一张蚕种至少要1700元成本，收入算得上微薄。因此张解英说，她和老伴决定明年不再养蚕了，要到附近蔬菜基地打工。
退桑还田养殖盛景已不再
张解英所在的徐家土斗自然村，位于西苕溪沿岸，一度是全县蚕桑养殖张数单产最高的地区。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蚕区，种桑养蚕是农户的主要副业，占了一般家庭50%的经济来源，“吃饭靠种粮，花钱靠养蚕”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殷连芳曾在村里担任了10年的蚕桑辅导员，也是种桑养蚕的一把好手。他说，当时蚕茧由国家统一收购，每担价格高达100元，而当时作为农民主业的粮食每担价格仅为11元/担。正因为经济效益好，农户养蚕的积极性普遍高，就连农田里也种上了桑树。乡里的蚕桑技术员天天到村里来指导，蚕匾、蚕架则是家家必备的劳动器具。
然而，在如今的徐家土斗自然村已找不到当时的景象，农户们“退桑还田”，在田间搭建起蔬菜大棚，发展了苗木基地。“种植芦笋效益好，亩产值能达到1万多元，而苗木种植则十分清闲，不像桑树一样全年需要管理，因此除了一些6038人员(即60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已经没人愿意再养蚕了，宁愿外出打工。”殷连芳说。
茧价起伏挫伤养殖积极性
据1989年编印的《长兴土特产品资源集》记录，长兴的蚕桑业主要分布在太湖之滨和西苕溪两岸，当时产茧1000担以上的乡镇“遍地开花”，全县年产茧量高达3.12万担。包括长兴在内的湖州地区则是全国蚕丝生产中心。
当时，长兴有专门收购蚕茧的长兴茧丝绸有限公司，进行蚕茧加工的长兴丝厂、长兴绸厂等国有企业，夹浦、吕山等养蚕大镇也创办了相关乡镇企业。今年50多岁的张小琴曾是长兴丝厂的技术员，她说当时能在丝厂工作是件光荣的事。
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相继改制，“市场之手”开始发挥作用，蚕茧价格不再采用国家指导价。另外，由于我国丝绸80%出口，因此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波动较大。2008年，蚕茧收购价格狂跌至740元/担，严重挫伤了农户的养殖积极性，于是2009年全县的养殖张数便从2.8万张跌至2万张。
近几年，长兴的蚕种养殖张数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0年、2011年为1.7万张，2012年为1.6万张。桑树的种植面积也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4万多亩缩减到如今的2.3万亩。可以说，“家家种桑树，遍地养蚕人”的盛景已不再。除了价格波动大、养殖成本高之外，土地要素的制约也是蚕桑产业萎缩的原因之一。养殖一张蚕种至少需要35平方米的管理用房。在以前的农村，家家户户有辅助用房，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加快，一般的农户家里已没有辅助用房，蚕宝宝失去了“容身之处”，能够养殖4张蚕种已十分难得。
优蚕种高补助难挽蚕桑业衰退脚步
在花卉苗木、名优水果、商品蔬菜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之前，作为传统产业的蚕桑，仍然是全县2万多农户的主要副业。为改造与提升这一产业，2006年政府在确定全县七大农业特色产业时将其纳入其中。
通过调整品种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在农业部门的努力下，我县优良蚕种的比例高达100%，桑树优良品种的比例达到70%，走在全省前列。另外，2006年起我县对新发展桑树5亩以上给予200元/亩的补助。
政府的扶持，使我县蚕桑产业在全省同步萎缩50%的同时，仅萎缩30%。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已不能和其他特色产业同日而语。目前全县蚕桑年产值6000多万元，仅占七大特色产业总产值的1.5%，老百姓更愿意投身到花卉苗木、商品蔬菜、名优水果等效益农业的“怀抱”中，2006年推出的那笔蚕桑补助资金，鲜有农户问津。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俨然已是对这个产业的一种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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