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尹建文发现今年订单量比去年稳定，有些企业甚至还有增长，招人相对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绍，协会会员企业有230多家，从去年到现在关闭的会员企业不到10家。
制造业需求不振、订单下滑的苦日子过去了？
深圳小企业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为生产和代加工MP4的企业业主，今年开年后，他发现订单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参加了一次同行聚会后，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会上，他惊讶地发现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问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业关门了。
曾明的订单量与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现在每个月的销售额超300万元。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去年大环境不好，一些工厂要么不开要么转做别的行业，竞争对手变少了。”
可惜，即使订单增多，也并不意味着盈利增加。
日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深圳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讲座上表示，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过繁的政府审批等门槛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际，过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价劳动力来支撑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不断地减弱。
在中国制造业重镇“珠三角”，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虽然高端制造业在崛起，不少企业接单接到手软，但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仍然在节衣缩食，试图熬过冬天。
由于对成本非常敏感，部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继续走在将工厂撤离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与此同时，珠三角内部的大整合渐成潮流。一些大体量、领军型的科技型企业加速在该区域内部重组和调整，比如，将研发总部放在深圳、生产基地搬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地方。
在结构转型的浪潮冲刷下，无论企业主们意愿如何，他们无可避免地将被卷入。这一过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断上演。
“每分钟都在亏钱”
电子业是珠三角支柱性产业之一。曾明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5年了，但是对明年的业务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准明年形势会怎么样。他在考虑，要不要跟随身边一些企业主朋友的步伐，将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时候，很少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
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的林波（化名）对本报记者表示，“企业搬去东南亚国家，虽然说会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虑政局的因素，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扰，比如说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工人加班意愿不强等。”
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被深圳这些企业主视为理想的迁入地——厂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对便宜，且距深圳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物流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但东莞也不是万能的。随着珠三角经营成本的整体上升，东莞的一些企业主也在考虑将厂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稳定的内地城市。
东莞一自动化设备制造商陈铭（化名）感叹，经营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厂外迁了。
陈铭的工厂现有两三百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30多位，每人月薪1万多元；普工工资也在3000元左右。
工厂已经连续亏损两年。2014年，陈铭的公司亏了300多万元，去年亏了500多万元，今年到现在月亏损30万元左右。
让人意外的是，亏损是在手握大量订单的情形下发生的。
虽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个月的订单金额仍有3000多万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后，利润所剩无几。
陈铭面临着和许多中小型企业同样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户的报价多年没变，竞争又太激烈他不敢加价；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种成本持续上涨。
“订单接得越多，亏得越多。”他说。
本报记者从珠三角多家企业了解到，不少工厂都存在这种情形：接订单只是为了维持工厂运转，而非赚钱。
陈铭说，春节工厂放假歇业期间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不仅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后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工厂每分钟都在亏钱。
为了支撑现在的工厂，陈铭卖掉香港的房产，套现了1800万元。
和记者聊起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有点难堪：“我也看过很多报道知道当下的情况，用卖房子的钱来开工厂有些傻，但是实在不甘心就此关门。”
和陈铭类似，很多还开着工厂的企业主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也有着浓厚的实业情结。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告诉本报记者：“只要有单子接，即便亏一点，大家也都坚持着。”
持续迁移
尹建文在走访中也发现，今年东莞部分电子企业虽然暂时没有关闭在本地的工厂，但是受内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吸引，去内地城市增设了工厂。
在外界担忧这座曾经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保时，也有区域经济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产业结构转型阵痛中必经之路：肯定会有一批不符合转型条件的工厂被清出去。这些工厂，尤其是小的电子产业、来料加工厂等，或再往内地走，或搬到东南亚、非洲，或关门。
来自当地官方的声音也强调，行业有进有出，实属正常。
去年年底，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副局长吴柏安告诉本报记者，如果一个工厂关门，人社局很快会协调好后续事宜，释放出来的劳动力70%很快能解决就业。并且，经过他们部门处理的企业数据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变化。他补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工厂和一些外资企业虽然关门或迁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底端，对成本很敏感，它们的利润空间不足以支撑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离路径都是从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显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办法。它们的另一条路是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从对成本敏感的、单纯的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升级。
不过，资金让很多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主的升级梦想还未腾飞，便已跌落。曾明和企业主朋友们喝酒聊天的时候，发现80%的参与者都认为，企业要想有所突破，资金是最大的难题。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会关门。这是个两难的命题。
也有人在瞅准行业后投入巨额资金，放手一搏。
许明旭此前在揭阳开了七八年的工厂，生产电缆。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触控屏行业，判断其应用前景广阔，就开始生产手机和电脑触控屏，先后投入一个亿。这笔资金主要用于从台湾购买先进设备，以及引进20多位研发人员，包括在台湾销售点上班的2位博士。
现在回想起来，许明旭庆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确的棋。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时一狠心就重新创业了。我们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好，目前在华南地区鲜有对手。”
如今，他已经成功转向高技术行业，他的新公司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揭阳政府对外重点宣传企业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只是谨慎投资，小心翼翼地试探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径：抱紧高科技企业的“大腿”，寻找合作机会。
生产3D传感器的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奥比中光负责人黄源浩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从事制造业的朋友羡慕他所在行业的诱人前景，但是奈何技术门槛高、投资资金庞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们的代工厂，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从美国回来创业的黄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业主们经历的寒意。现在，他最大的烦恼是如何尽快完成应接不暇的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产业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业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和11.9%，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75.8%和67.3%。广州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45.3%，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达71%。东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也分别高速增长13.3%和17.0%。
深圳工厂关门的更多？
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珠三角正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珠三角内部的大整合渐成潮流，高科技企业在这个区域内重组和调整中担当主角。
上述深圳电子行业协会人士林波常年与中小企业打交道。他感觉今年经营状况并未好转，企业对短期的看法也不乐观。很多出口型的企业抱着希望去参加展会，如果能接到单，就有续命的资本，但是即便续命了，也担心维持不了多久。
而在东莞，尹建文发现今年订单量比去年稳定，有些企业甚至还有增长，招人相对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绍，协会会员企业有230多家，从去年到现在关闭的会员企业不到10家。
针对上述两种不同的感受，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对记者分析：“这几年，华为的终端公司从深圳搬去了东莞，东莞市政府也从其他地方引进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业。这些巨量级的企业一过去，就把周边的中小企业都搞活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主要是升级，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级到为高端的产业提供零配件。”
他说，而对于迁出地深圳的企业来说，更多是转型，要么是转到第三产业，要么是将工厂迁出深圳了，所以工厂关门的看起来比较多，但其实深莞两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顺应当地的发展趋势。
2012年，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广东河源建研发生产基地。2015年11月，比亚迪与广东汕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
今年5月份，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的消息传出来后，引发了外界对深圳制造业的忧虑，“华为跑了”、“中兴跑了”等言论甚嚣尘上。
随后，深圳市市长许勤公开澄清。据媒体报道，5月29日，许勤表示，中兴、华为等企业不仅为深圳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更是深圳对口支援广东东部地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华为、中兴不会离开深圳。
宋丁也认为，大企业将制造环节迁出深圳，是重新进行战略布局和产业调整的结果，也有利于珠三角区域的整体发展。“珠三角内部整合的最大好处是，充分利用原有的产业平台，企业腾笼换鸟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实也非常快。”他说。
城市定位谋变
2008年，广东开始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即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腾出产业调整、升级空间。
由此，当地政府对东莞市的战略定位也发生了变化。
2015年，东莞市明确提出了城市发展目标——“建设国际制造名城、现代生态都市”。东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罗永峰说，从“世界工厂”向“制造名城”的转变，就是从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向创新驱动型、品牌生产型转变，是更加注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誉度的产业链转型升级。
而深圳，在土地资源紧张和工业“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该坚持以工业为主导，还是应该转向服务业？
几年前，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宏曾经就深圳企业出现外迁趋势做了一项调研，“最后政府还是认为应该牢牢抓住制造业的优势”。
尽管没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产业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深圳本地有一种意见认为，2020年，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产业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着深圳的产业发展变得不均衡。
刘国宏认为，经济孵化是个天然的过程，与深圳GDP总量接近的新加坡工业比重已经跌到了25%。“一味地说保留工业用地和工业体量，是不现实的。但从城市的健康发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还是要维护一定的工业体量，还会向工业有比较多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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